案情：1999年10月，一单位向房改办提交职工集资建房请示，后向单位公布职工集资建设住房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关于集资建房的各项事宜。该单位职工白明华符合集资建房条件，于2001年2月向单位交住房集资款5.4万元，单位向白明华出具暂收购房款收据。房屋竣工后，单位将面积为83.9平方米的房屋交付给白明华，但并未办理产权证。同年7月25日，白明华与同事林亚兰签订住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白明华将集资房转让给林亚兰，林亚兰为转让后的住房房主，以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林亚兰负责，从办完转让手续，交新房门钥匙之日起生效。”双方将交易情况告知了单位，单位负责住房管理的工作人员在该协议上签注“经请示，同意办理”。之后，林亚兰向白明华交付房款6.2万元。为此，该单位将向白明华出具的暂收购房款5.4万元收据收回，并为林亚兰重新出具收其职工集资购房款5.4万元的收据。林亚兰与单位正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建筑面积为83.9平方米的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林亚兰。房地产产权产籍监理所亦向林亚兰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
2002年10月8日，单位经审计核算发现原集资款有剩余，就决定根据住房面积及楼层退还这部分集资款。经计算，林亚兰的这套房屋将退还0.89万元。林亚兰要求单位向自己退款，而白明华也向单位提出这笔集资退款应属自己所有，因单位认为在此笔款项的归属上有所争议就将此事搁置了起来。2003年9月，林亚兰向法院起诉，要求单位履行退款手续。
分歧意见：法院在审理期间，就本案是集资资格转让纠纷，还是房屋买卖纠纷发生了分歧，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林亚兰与白明华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集资建房的资格仍属白明华，因该房屋的退款是基于原建房集资资格的，所以该款应退给白明华。
第二种观点认为，林亚兰与白明华之间是集资资格转让关系，林亚兰已经取得了集资建房资格，所以该款应退给林亚兰。
评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第三十七条第六款也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 根据法律规定不难判断，房屋买卖关系的转户（过户）只能由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任何单位都没有权力办理“房屋买卖转户手续”。白明华与林亚兰虽然曾经到单位办理了房屋转移手续，但并不能认定为双方买卖房屋关系。从事实来看，白明华从单位取得涉及退款的这套集资房，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占有行为。因为白明华还没有与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就房屋的最后价款进行结算，更没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证。所以，白明华没有权利处分该房屋，白明华与林亚兰之间的集资房转让行为不能认定为房屋买卖关系，而只能是一种购房资格的转让。
从案件基本事实可以看出，该单位建房是单纯的集资建房，集资者凭个人身份并未享受任何福利。房屋的退款也不是购房户因为个人身份而享受的福利款，而是房屋成本在重新计算后多收了的房屋价款。白明华既然通过协议将集资购房（资格）转让给了林亚兰，也得到了单位的认可，房屋也相应地移交给了林亚兰，单位将白明华的原始交款收据作废，在单位财务账上重新更换成了林亚兰的收据，单位与林亚兰签订了正式的购房合同，并依法办理了以林亚兰为房主的房屋所有权证。
最重要的是，白明华与林亚兰在住房转让协议中约定：“集资房今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林亚兰承担。”应当说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现，且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所谓“一切费用”，从字面上来讲以及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来说，当然是包括所有的费用，即“集资房今后发生的所有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都由林亚兰承担”。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原则”，既然林亚兰承担了该集资房屋今后的义务，也理应享有该集资房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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