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2年6月1日，孙某以江苏民工队的名义与某路桥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一份“公路工程用工协议书”，双方约定由孙某负责组织民工，孙某必须服从该公司的组织领导与工作安排，如孙某不能保证劳力数量，影响公司工程进度，公司有权辞退或罚款；施工期间公司支付给孙某所组织的人员部分生活费，余下费用待工程结束完工后一次付清；公司按孙某的工程量收入总额的11%给孙某作为施工管理费，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劳保福利、办公费、差旅费等。
合同签订后，孙某组织了刘某等20余名工人到工地施工。同年7月9日，负责工程计工的管理人员刘某在施工中被搅拌机搅伤右臂。刘某入院治疗24天，医药费已由公司支付。2002年12月13日，刘某、孙某与公司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公司除垫付上述医药费2万元外，一次性给付刘某4万元作为日后一切治疗、残疾者用具、残疾者治疗期间误工补助、赡养、抚养、交通等费用开支，刘某放弃向公司索赔的权利，该协议并办理了公证。
刘某获得公司赔偿后，其伤情经有关部门鉴定为伤残四级。遂以和孙某是雇佣关系为由，将孙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孙某赔偿其交通费400元，误工费、护理费1560元，营养费50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17390元，残疾赔偿金521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7950元，合计人民币112957元。
庭审中，孙某则认为刘某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且刘某的损失已由公司赔偿，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法院经审理后，对本案如何处理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原、被告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孙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法判决孙某赔偿刘某误工费2146元，营养费93元，护理费291元，残疾赔偿金、残疾生活补助费347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695元，医药费20000元，合计人民币66005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以“江苏民工队”队长的名义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包括工人的管理、工资分配与结算、福利待遇及工程结束的退场等内容，实际上是代表22名工人与公司签订的一份不定期劳动合同，孙某和刘某之间不具有雇佣关系的特征，刘某在施工过程中所受伤害应由公司赔偿，鉴于公司已与刘某、孙某达成赔偿协议，并进行了公证，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刘某的损失已获赔偿，不能因同一损害事实再行主张权利，故应驳回刘某的起诉。
笔者认为，本案的原告刘某在施工过程中受到伤害，依法有权获得赔偿，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应当由谁赔偿，这是本案的关键。孙某以“江苏民工队”队长的名义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从表面上看是孙某承包工程之后，刘某受孙某雇佣而从事工程施工，双方形成雇佣关系，但该协议对工人的管理、工资的分配与结算、福利待遇及工程结束的退场等都作了明确约定，所有工人的工资以及保险金、福利费等都是由22名工人直接从公司领取，至于另外的11%，那是管理人员（包括记工的刘某）的工资，且也是从公司领取，从该协议的内容不难看出，所签的“公路工程用工协议书”实际上是孙某代表22名工人（包括孙某和刘某）与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合同关系的依据，刘某与孙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另外，刘某和孙某之间不能构成雇佣关系，这在其二人与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中亦能体现。2002年12月13日，孙某、刘某与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并依法进行了公证，该协议中明确确认孙某、刘某为一方当事人，公司为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公司与刘某之间不是雇佣关系，那就不会存在公司赔偿问题，公证机关也不会为其公证，所以，该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某与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与孙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公司对刘某的损害已进行赔偿，刘某因同一损害事实在得到赔偿后，又以孙某为被告要求赔偿，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驳回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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