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素 伯 小 品 文 漫 评

 

——李克东

 

 

南通，这座文化古城，紫琅巍巍，大江如练，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孕育了多少才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代，历史推出了李素伯这个人物。

李素伯（1908~1937），江苏省启东市海复镇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七岁丧父，十岁时，母亦去世。兄弟两人，孤苦漂泊，其读书与生活，仰仗亲戚周济照料。李素伯于1921年进南通高等小学读书，1928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后在南通师范任国文教员，直至去世。

李素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小品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品文理论研究专著的前前后后，身体力行地写出了一定数量具有较高水平的小品文作品。今天重读，仍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

散文文学，中国向来是作为文学正宗发达着的，而小品文，正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书中所说的，“是散文里比较简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风致的一种”。这充满艺术韵味的散文诗似的美文，“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

作为小品文理论研究的专家，李素伯在小品文创作上也自有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功底。可以说，他的小品文作品，篇篇都是上乘之作，读之如饮甘醇，如品佳馔，只虑其速尽。

李素伯的小品文，首先在文字语言的驾驭功夫上，真可谓到了炉火纯青、运斤成风的境界。他的小品文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再加上古语、方言、民谚、俗语、欧化语，以至外语，杂糅调和，巧妙安排，显得既细腻委婉，精练圆熟，又幽娟高深，明净飘逸。

其次，如文章的结构上，修辞的手法上，意境的设置上，以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诸方面，都具有大家风范。

博大处，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波澜层出；

细微处，娓娓道来，舒徐自在，如数衷肠，感人肺腑；

精美处，诗文相间，串合无痕，笔墨传神，玲珑剔透；

动人处，情景交融，情文并茂，信笔所至，无不尽意。

那清新的笔调脱凡的意境，处处弥漫着涓涓细流似的感情。

请看，他作品中文笔上的美妙之处：

“时时有阵阵丝竹和着的歌声透过帘幕骑在夜风的背上渡水而来”。（《观万流亭之夜》）

“一株高杨树披着绿发伸长颈项在半空里喘气，在它因受不住蒸郁的氛围的紧压约束而想挣扎摇摆起来时，便散出丝丝的凉意”。（《夏之乐曲三章》）

“我们的诗人总不离伤春悲秋的老调，春既可伤，秋更可悲。‘悲哉秋之为气也’一句随便的话，遂开千古怨端。于是，一花一叶，尽化作恨蘖愁苒”。（《秋树》）

这种随处可见的笔墨美吗？美！寻常人恐怕很难做就的。

茅盾先生说过，看一个作家的思想发展，最可靠的是研究他的作品。我们从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无论是叙事的、记人的，抑或是抒情的议论的，都可以窥见其思想发展的鲜明轨迹。李素伯整个创作里程不长，从初登文坛到逝世，总共约十年时间。大约早期的作品多清新浪漫之作，字里行间透露着活泼乐观的情趣；中期作品往往“直抒性灵”，着重于挖掘内心世界，感伤、烦闷、孤寂、颓丧的成分居多，不管多么精致的艺术装饰也难以掩盖；而后期，随着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作家逐渐接触社会，面向现实，悲苦消极情绪便见减少，文风也趋向质朴，思想面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李素伯早期的小品文创作，是在他发表《小品文研究》一书之前的理论准备时期，可以说是他小品文理论研究的副产品。

这个时期，他刚从学校毕业，便走上了“粉条黑板作讲师”的工作岗位。虽身为一介穷书生，却有建功立业的宏愿，而无怀才不遇的牢骚。于是乎，拿起那支不在案头、即在手头的温热的笔，喜洋洋、乐融融地写起了桃花、流水，远山、塔影，微雨、朝暾，坠露、落英，晚蝉、市虎，淡云、暖日，以及与友人的离情别绪，与孩童的赏心乐事，等等。笔调轻松，情趣盎然。然而，这种带有“超脱”、“闲适”意味的小品文，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只是短暂的美妙前缀。即使在这种好心情中写出来的作品，也还是透露着某种伤感的信息——他愿终老于有着可餐秀色的“温柔乡”，而“不愿再返那急攘攘乱茫茫的尘世了”。身处良辰美景，仍不免有前度刘郎，他日再来，“其能免春风人面之悲欤？其能免春风人面之悲欤”的慨叹。

1932年，李素伯利用教育工作之暇，完成了他的《小品文研究》专著。这是他十多年文学功力积聚的结果。他中期的小品文创作，同时也趋向成熟，笔触由表象向内心的深层开掘，其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显著的质的变化——由“活泼乐观”而转向“苦闷孤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内心中普遍充满着“苦闷感”和“孤寂感”。这是时代的先觉者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的重压下必然产生的一种心态。他们似乎陷在无物之阵里，在无形的封建罗网中象幽灵般转圈、冲撞。直到25年至27年的大革命运动，才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一时如岩流奔突，不可掩遏。而到了30年代，似乎又进入了一次新的轮回，又进入了一个“苦闷”、“孤寂”的生发期。个人“苦闷感”与对这种苦闷氛围的冲决，个人“孤寂感”与摆脱这种寂寞的努力，展示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里程。李素伯生逢其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种混沌的冲撞之中。

李素伯家境贫苦，父母早亡，一生孤苦飘泊，依靠其姨母的扶持，得以完成学业。走上社会，“饥来驱我”，于是做了教师。他怀抱利器，书画诗文俱工，加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傲与敏感的习性，凄凉身世与寄人篱下的伤感不能有一刻稍灭。他时时在探寻“自我”，控寻“自我”与时代的联系，探寻“自我”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探寻“自我”在历史生活中的作用。这种探寻的无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惘，在他作品中的体现就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对“苦闷感”的渲泄。

作者那觉醒的灵魂在“苦闷”中挣扎，请看：“谁又想得到呢？生命的创痕与隐痛，是如泥里的草根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梦影迷离，幽思无穷，勾起了灵魂深处的创伤，掀起了已逝的血泪之幕，自然是一番悲凉的意绪，引起丝丝的热泪”。

“我的盈眶热泪，又待洒向何处？孤独、飘零、痛苦的生活将终我一生，弱小的我，何能避免命运的鞭策”。“这悲哀不知来自何方，只潜伏在我的心头不死”。（《燃起了守岁烛》）

李素伯中期的小品文作品中，也时时展览着自己处境及心境的孤寂：“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知识者的“孤寂感”，几乎是古往今来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孤寂感”成了不分地域、不分时期的知识者共同的“家族纹章”。李素伯认为，这种“孤寂感”，实有它的“艺术之美”，应用“欣赏的态度”来消受这种美感。作者写道：

“死的沉默笼罩着我，和我的影子”。“潸然的清泪，扑簌簌的流落，是辛酸的，同时也是痛快的。呵！凄清的寂寞之感与孤独的悲哀呵” ！  （《燃起了守岁烛》）

“我真寂寞地过了这青青的一段，没有花，没有光，也没有爱” 。（《念五自序》）

李素伯孜孜于内向，但并不浸润在“苦闷感” 、“孤寂感”里不能自拔。他挖掘着自己心灵深处十倍的“苦闷感”与“孤寂感” ，实在是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百倍的不满。作者以呼天抢地的方式，无所忌惮的泻泄着这种“苦闷感”与“孤寂感”，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沉重的压抑。而那种挣脱苦闷的锁链，冲破孤寂的牢笼的意向，也在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人们的革命要求。这正如作者在《小品文研究》一文中所说的，是小品文“因了作者的痛烈的苦闷的呻吟，象征化的表现出来，同时，也便深深的打动了读者的心”的缘故。

李素伯后期的小品文创作，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加紧镇压人民革命，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时代在呼唤着知识者，知识者在呼唤着时代。此时，人们需要的不是低诉和微吟，而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李素伯的目光和笔触迅速的由“向个人”转为“向社会”，他要向人们指出向上一路，携人们一起前进。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春的旅人》，今天重读，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震撼着人心。

《春的旅人》刊载在1934年《中学生》杂志随笔栏内，在这期随笔栏内，还登有夏沔尊、徐懋庸、丰子恺三位先生的三篇文章。年青的李素伯向人民、尤其是向他的青年伙伴们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呼声：

“流浪吧！如小燕子似的自由地流浪吧” ！

春之舞台尊贵的来宾——勇敢的旅人燕子，它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自由的流浪，流浪的自由，向着春天的去向。而这种自由的取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要勇于摆脱安适平淡生活的诱惑，要敢于凌驾万里长风，超越千重山海，穿过浓雾氛围，掩蔽汹涌涛澜，“飞呵，飞呵，自由地飞呵” ！这种质朴得近于天真，坦白到过于单纯的呼喊鼓动，明智的读者，自会从中得到启示。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东北；“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1933年10月，蒋介石更逆天行事，推出其“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调集一百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面是对入侵外敌的不抵抗，一面是对内的残酷镇压，政治反动，国将不国。革命者在黑暗中摸索，在反抗中流血。全国广大善良的老百姓则“在寂寞的重围里度着止水似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人们在寻找着。坐等上帝的安排，安于眼前的小天地，算是只有做亡国奴一条路了。对此，李素伯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你说这春光美么，为什么我只能闻到血腥”？他向他的读者朋友问道：“朋友，这还能耐么”？

他呼喊道：“摆脱这寂寞的气氛，逃出这止水似的生活”。

他鼓动着：“到远方去，如小燕子似的永远追求着春的去向而流浪吧” ！而作者自己也跃跃欲试，兴致勃勃地要“一箫一剑，游艺中原”去了。

作者胸中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涌动，作者笔下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流泻，其间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无疑会对近于麻木的人心产生撞击，对止水般的社会生活起推动作用。

李素伯的作品受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象征主义影响较深，《春的旅人》显然也是采用了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燕子，正反映了当时全国革命人民，特别是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寻求出路的心态，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全部革命热情。历史告诉我们，作者正是以他的表现时代精神、歌颂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春的旅人》迎接了以红军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为起点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李素伯的《春的旅人》发表在1934年第四期《中学生》杂志上，在不到一个月后出版的第五期《中学生》杂志上，作者又发表了新作《血写的历史》。这是一篇充满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作者在这里不再用曲笔，而是直面人生，“图穷匕首见”了。请看：

“血的潮，血的海，造成了这惨淡悲凉的‘多难之月’，我们的民族，也就在血海的涛头中浮沉、挣扎”。“这三年来，始之以‘九一八’的东北失守，继之以‘一二八’的沪战构和，国难益深，覆亡堪虞”。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的重负，无疑的是担在现代的一班有着新生力量的青年们的肩上”。

“血写成的历史的污迹仍得以血来洗涤，但是，青年们，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呢”？

一个大大的问号掷出，文章戛然而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惟有拿起武器，团结战斗。作者的凛然正气和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为向恶势力进击的千军万马中一员，他目光如炬，高举着战斗的旗帜，操着匕首与投枪，不顾流汗流血，吼叫着咆哮着冲锋陷阵。一反过去那种病态的呻吟，无助的哀诉。他把随时可能招致的险恶现实的威胁和打击置之脑后，全然顾不上什么语言的含蓄和笔调的幽默，而是直面人生，直抒胸臆。在那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哪一位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读者不为之产生心灵的共鸣呢？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并不多，但他以他精心创作的小品文来实践着他的小品文理论，这就是：在作者的修养与准备上，要有生活的吟味力；要有深入的观察力；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有适当的表现的工具。在作法的要点上，要注意即兴的题材，细处的着眼，统一的情调，印象的描写，暗示的写法，紧凑与机警，等等。他的小品文，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一芥藏世界，花上凝人情”，“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势”。

李素伯的创作生涯，从他离开学校，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曹君觉先生五十寿言》发表在1928年8月20日《南通报·文艺副刊》上，这是一篇古文体小品文，写得沉郁顿挫，荡气回肠。以后，他又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20篇语体文小品文。当然，这个“近20篇”，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到后，汇编到《李素伯诗文选》这本小册子中的，实际上并不至这个数字。譬如，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后，应报社编辑之约，李素伯在病中介绍评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李素伯的笔名很多，除我们比较熟悉的“所北”、“绚”外，还有一些他即兴使用的笔名，容易使人忽略，这就给收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遗珠是在所难免的。除已经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外，李素伯的一些创作手稿、教学笔记、日记等，直到他去世还躺在书篮、书橱里或写字台上，因为他自己决料不到自己会遽然早逝。当然，这发表遗作和结集出版的工作本来是有人做的（李素伯去世后，他的同事亦为极知己的朋友如俞谷澄、丁守谦等与当时办理丧事的李素伯的亲属商量，欲代为整理出版。李素伯的亲属同意了，把李素伯的遗物大多留在了南通师范）。谁料后来日寇侵华，把南通师范焚毁，李素伯的遗作以及遗物也就去向不明了。他的悠悠半世心血，大多付诸东流，实在是很可惜的。

李素伯之所以能对中国现代小品文有较为精深的研究并能写出较高质量的小品文作品，首先应得力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在求学时期就有艰韧不拔的刻苦钻研精神。他曾用2年多的时间，在读书之暇，精选了古今人诗四千多首，装订成8册，分16卷，“惟以自适其意”，以求“终身沾溉不尽”。故命之为《独赏集》。从这算不得浩瀚，但也并不算小的工程，亦可窥见其好学上进的热情和治学严谨的精神。他在通师学习时，很受曹君觉、徐逸休、顾怡生、顾贶予等老师的器重。他的古诗词写得不错，古体小品文更是写得不同凡响。当然，李素伯并不单单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的素养，他对“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研习，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为他以后对中国现代小品文的研究和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李素伯在母校南通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期间，敢于创新，独辟溪径，自编教材，自定教法。他大胆选用了五百多篇古今中外名家名作，如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龚自珍、袁子才、姚鼐等三十多位历代名人的古典名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郭沫若、冰心、朱自清、茅盾、叶圣陶、巴金等四十多位当代作家的宏篇巨著；高尔基、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契诃夫、莫泊桑、左拉、歌德、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等二十多位国外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这种改革精神在当时的整个中国教育界是不多见的。一向狷傲梗直的李素伯，很有点“标新立异”的勇气。拿他自己的诗作解，就是“不耻与时违，但羞随俗垢”。常言道：“要给人一碗水，自己须有一桶水”。由于教学的需要，李素伯对中国现代小品文的研究是很全面深刻的。教学与创作珠联璧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应是他在小品文研究与创作上成功的第二个原因。

另外，李素伯在南通工作期间，与刘延陵（通师校友，“五四”初期写过新诗，文学研究会会员，江苏泰兴人，曾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顾民元（翻译工作者，共产党员，江苏南通人，成都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泰赖·波尔巴》、契诃夫小说《樱桃园》。抗战初期曾任苏北 抗日民主根据地启东县县长）以及进步人士吴天石、李也止等人交往颇多。“谈笑有鸿儒”，无疑会对他的创作带来好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创作的丰收期。以刊载小品文为主的刊物日增，小品文作者大量涌现，小品文作品“极一时之盛” ，（朱自清语） “日见其斑斓”。（鲁迅语）为什么小品文创作如此繁盛呢？李素伯认为：“今日小品随笔之类所以勃兴而流行，正由于作者读者之无闲；作者生活缺乏余裕，不能专精构思，著为长篇大论，乃不得不选择方便的形式以为表现思感之手段；读者人事倥偬无暇欣赏长篇大著，乃不得不转变其趣味倾向于短小精悍之小品随笔”。（《小品与有闲》）这是不无道理的。看来，李素伯积极投身到小品文创作的涛头中来“凑热闹”，实在是时势所遣之故。1932年，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一书出版发行，第二年再版。此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创作的阶段性小结，同时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李素伯学有专攻，在小品文研究和创作领域里一试身手，他获得了成功。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多发表在《中学生》（夏沔尊、叶圣陶等编）、《艺风》（孙福熙编）、《文学》（王统照编）以及《学艺》、《人言周刊》等杂志上。这些当时在全国影响颇大的刊物周围聚集着一批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追求个性解放而致力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文人学者。李素伯作为后起“秀中之秀”（顾怡生语）颇受夏沔尊、孙福熙、王统照等“大家”的赏识。李素伯曾在通师指导学生编辑出版了文艺期刊《爝火》，并经常在上面发表诗文作品以示支持。他也是当时的《南通报》文艺副刊的特邀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纵上所述，李素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功的小品文作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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