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中国，仅有土特产是不够的
中国给全球人的形象是什么？是成龙加章子怡加姚明，再加一堆“中国制造”廉价货吗？在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似乎只会贩卖土特产，展馆设计最土，产品最土，理念最土，不懂驾驭世界最顶尖潮流，连自身传统元素也用不好。
忙着著书“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提请人们关注“文化赤字”问题。与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逆差，令中国制造“香”不起来，因为“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所以别国在中国连年上演的走马灯似的英国年、法国年、意大利年、俄罗斯年才会不惜血本。
反观中国，不仅文化出现赤字，恐怕连文化身份都将失去。欧典“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的著名品牌地板”被揭假一案，及众多所谓“欧陆风情”现象都从侧面证明，我们的文化信心出现了问题。
“韩流”盛行，三星取代日本索尼成为亚洲第一品牌，及中韩申遗之争，这三者背后是同一件事。韩国人不仅读懂了中国儒家文化，也读懂了世界潮流，三星甚至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学院和设计学院。韩国人将“偷”去的好东西拿回来展现给物主，使人产生某种久违了的感觉。韩国人今天可以不承认中医而改头换面叫韩医，说明文化上的游戏规则是发明人并非一定拥有最终市场。就像中国人发明豆腐，可现在做得最好的却是日本人，超市货柜里热卖的是日本豆腐。
韩国人“为我所用”的策略树立了榜样。找回自身的文化信心是首要的，然后再去大胆利用他人成果，而非反之。系统论认为，再粗糙、简陋、迂腐的价值体系都要好过没有，缺乏定力的系统迟早要崩盘。没有定力，我们将沦为飘的人、飘的企业和飘的城市。传统是牵在手里的那根绳子，借全世界的风把风筝放到高处去。
实用是检验文化软件价值的唯一标准
英国间谍片《蛇》的开场白用了《孙子兵法》，该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谍报人员必读本。日本企业最早将《三国演义》引用到企业管理。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被他者利用的例证。可中国人自己到21世纪初才回过味来。
我们对传统的利用只零星散见于个别企业案例。获得“2005亚洲最佳商业领袖奖”的海航总裁陈峰以《菜根谭》为“干部手册”管理中层，国学大师南怀瑾写序，“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提出“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致利”。当然，这并不妨碍海航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分权到位等西式兵法，否则难以吸引西方资本大鳄索罗斯青睐。就像张瑞敏用禅宗启迪企业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会用德鲁克“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一样。
文化软件姓中还是姓西，这不是问题，将什么软件整合进来才是问题。无论企业、个人或国家，选取文化软件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用。为此，自身软件的兼容性决定整合的成败。兼容性应比独创性重要一百倍。尤其世界扁平化之后，创新可以在全球任何一点重新组合，谁能兼容谁就是集大成者。
而那些经几千年历练而成的老文化软件只会像常识一样起基础作用。迄今为止，传统文化对企业的价值似乎仅限于“用人术”。在现代组织科层制化的进攻下，传统的血缘制、家族制土崩瓦解。杨振宁曾指对权威和传统的过分尊重妨碍了创新精神的发挥，过度谦逊的做派又不利于科技交流。李光耀晚年感叹，儒家文化并没有帮助新加坡制造出一家像样的国际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海归们带来新游戏规则，带来创新文化、创业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稀缺的软件。跨国并购必然伴随文化整合。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从家族制转向国际化正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200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记者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领导地位”，鲍的回答是“靠软实力”。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中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发展优势”？答案只能是靠软中国。文化是未来的经济。在当今各种文明不断冲突和角力之中，兼容整合者是最终胜者。难怪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一词15年后才大热。
在去年《新周刊》作的“中国欲望榜”调查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有更多的钱”、“中国强盛”和“周游世界”。这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欲望是强烈的，关键是实现手段。中国人能够找到足够管用的文化软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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