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孔子、提倡读经、赞美儒学道德、谈论儒学的复兴，今年以来读经书学儒家可以说是颇为热闹，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当代的新儒家们开出了千古良药，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中国，而且可以拯救世界。有人喊出了西方文化已死的口号，21世纪就是儒学复兴的世纪。
在1992年，季羡林教授发表了《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以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要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使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不是什么新口号，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来了，辜鸿铭在《挑战与出路》一书中写道，西方人如果能够研究中国文化就可以帮助现代世界解决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拯救文明的破产。而梁启超到欧洲游学后写了一本《欧洲心影录》，认为西方濒临精神危机几乎已是朝不保夕，因而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思想先驱们就痛斥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的顽固派们，那些“国粹”论者和“保古论”者无不灰头灰脸大败而归。钱玄同指出：“两千年来所谓的学问，所谓的道德，所谓的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十之八都是教忠孝之书。”
陈独秀则一针见血，“盲目之国粹论者，守残抱缺，往往国而不粹，以沙为金”。鲁迅更是断言：“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孔圣人、张天师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对头的科学。”正是打破了旧思想旧道德的枷锁，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我们才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历史已经证明，传统文化的积习和陈腐严重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什么“存天理灭人性”，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无不扼杀着人的个性，摧残着人的生命。什么封建皇权、等级制度、宗法家族制度，无不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哪有人的权利和尊严。文字狱、太监、裹小脚、贞节牌坊，无不透着血淋淋的惨剧，所以鲁迅先生从封建的铁屋中发出了呐喊，中国不推翻吃人的封建礼教是不会有进步的。
当代新儒家的发展是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而崛起的，他们认为找到了儒学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因而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可是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一方面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文化奇观，另一方面就是历史累积而成的陈腐落后。它的伟大造成了一批国粹复古者，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自以为是、忘乎所以，总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说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说什么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如果认为只要拿出孔子的道义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无所而不能，那么这一百多年来民族受到屈辱和痛苦时儒家的道义又在哪里？为什么儒家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却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产生不出现代文明来？产生不出公民意识来？在专制和皇权的威压之下，平民只有卑微的生存和痛苦的呻吟。这些问题回答不了，又怎么能拯救世界呢？
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道德危机、生态危机、腐败丛生、社会诚信缺失，传统美德破坏，现实在呼唤一种规范和一种理念，呼唤民族文化重建和再生，呼唤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简单地用千古不变的儒学来支撑民族文化。正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我们应当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才是未来世界的理想状态，不要随便说什么中国文明可以拯救世界，首先应该拯救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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